建功说他这本非虚构小说只是第一部，第二部的书名叫《人模狗样儿的日子》。“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句话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出自小说中一个名叫列比亚德金的“可怜虫”之口。《群魔》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代表作之一，以其对社会、政治和人性的深刻批判而著称。小说通过对一群激进青年的描写，展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以及个人在时代巨浪中的迷茫和挣扎。“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句话，既是对自身卑微和困境的承认，也是对爱与救赎的渴望。它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一贯的主题：即使在最黑暗、最不堪的时刻，人性的光辉和对爱的渴望依然存在。建功对什么是“脏”，什么是“脏的时候”，并无界定和说明，倒是开篇就对“人模狗样儿”有一番解说：“‘人模狗样儿’是个什么样儿？这是个问题。这词儿可以骂人，也可以自嘲；可以表示不屑，也可以表示亲昵。”词义如此含混多功能，由此可以推知，所谓“脏的时候”，也比陀氏原义多出许多嘲讽、愤懑和无可奈何。

那年（1978）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因为录取通知发得迟，路又远，3月8日报到时，同学们已经义务劳动很多天了。于是报到之后就赶紧参与进去，给五四运动场的跑道铺矿渣。不远处有几位老先生也在那儿敲敲打打担担抬抬，同学努努嘴小声说：“梁效！”我立马意识到所谓“文革”还在燕园里余音袅袅呐。这时隔壁某专业一位班干部模样的人过来找建功，指指点点，指导文学专业的同学该怎么干活。建功不动声色地听着指导，待此人离去，望着背影嘣了一句：“事儿妈！”——我没听明白，来的明明是个男生？建功解释说：这里“妈”不是指女性长辈，而是用作后缀，表示“人”的意思，“事儿妈”指的是没事找事、爱来事儿、爱管事儿的人。这是我到京以后学会的第一句北京方言，而建功对“人模狗样儿”之人的那份鄙夷更是令我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读到建功的非虚构长篇小说，不知为何总是想起五四运动场上的这一幕——在“脏的时候”和“人模狗样儿的日子”的历史交叉之处，尚未从“文革”阴影中走出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呈现于建功后来一系列胡同中篇的那种固执的“姿态”：凭借市井底层文化的生存智慧抵御权势和权威。当然这是我过度诠释的“后见之明”，建功自己压根儿记不起有过这么一幕。

我和建功同年同月生，我还比他略长几天，在文学77班上排老六老七。班上直接由高中升学的白皮嫩肉学生哥极少，大都来自插队的乡下或街道小厂（光是煤矿工人就有三位），一个个面容沧桑，身上隐隐然有江湖草莽气息。显然很多人都多多少少发表过文学作品，如诗歌或小说，像陈建功已经是北京市小有名气的“工人作家”啦。可想而知，这班“老文青”的“课外活动”少不了折腾，而且动静挺大。除了书中大篇幅提及的排演话剧《良心》，还有没提及的鼓捣文学社和文学杂志（《早晨》《未名湖》《这一代》），其中动静最大的是《这一代》。在我的记忆里，跟建功相关的有这样一些片段：

小说组没诗歌组浪漫，却更好玩。原来小说组的活动别具一格，坐一块儿不干别的，专门轮流“谈构思”。大约是之前“工农兵创作学习班”的传统，相信集体智能高于灵感与个性。照例是这样开始：“嗯，我想写一篇小说，题目嘛还没想好，人物都有谁谁谁，情节呢……”情节都还来不及展开，大伙儿就迫不及待，一通乱出主意。主意馊的居多，偶然也能支点高招。最爱谈构思的是陈建功，从宿舍到大饭厅打饭一个来回，《萱草的眼泪》就大致成形。当然到第二天那构思又改了，推倒重来面目全非，也不见得比昨天的好。总之在他定稿之前三番四次，去饭堂，去课室，去图书馆，逮谁是谁，你总得一路点头听他谈构思。

又一日，《早晨》主编又收到沉甸甸的邮件，这回是上海寄来的。拆开是一大卷八开稿纸，工整小楷手抄小说三篇，篇篇题目很特别，都只有一个字：《锁》《猫》《火》，作者是上海某厂技术员曹冠龙。小说写得结实有力，譬如《火》这篇，说是有一年轻政治犯被枪决之后，眼睛移植给公安局局长，手术很成功，拆纱布那天局长一睁眼，眼前总是一片熊熊大火。附有短函一封：拙作三篇，请早晨社同学帮忙在北大校园代为张贴，不胜感激云云。我把小说给建功看了，他也是击节叫好。我说，两点，第一，这位是来历不明的“社会人士”，不比各大学社团的同学，多少知道点根底；第二，这三篇可有点狠，比当时正挨批的《飞天》之类还厉害……建功说，是好小说不是？是咱就贴！这样吧，别让小字辈跟着，就咱俩贴去，出了事咱俩老家伙兜着。于是前矿工和前农场工，俩属牛的，一人刷糨糊一人顺着页码贴了《锁》贴《猫》再贴《火》。大清早在32楼对面墙上贴了一长溜，中午时分，就挤满了端着饭碗读小说的人群。但是也没有热闹几天。不久新一期的《上海文学》就全文刊载了《锁》《猫》《火》三篇，而且好评如潮。若干年后，我和建功在据说跟“文化寻根”有关的那次杭州会议上，见到了小说家曹冠龙。握手道了久仰，谁也没提北大校园贴稿子的事。（《早晨，北大！》）

《火》推荐给了武汉大学《珞珈山》负责主编的《这一代》创刊号。建功和我都参加了《这一代》多次的筹备，创刊号开印缺钱（订数超出预计十好几倍，校方拨借的2000元根本不够），建功垫了一个月的工资给武大同学，然后是从五道口运回来1000本“残本”，在大饭厅门口叫卖，半天就售罄。后来又积极筹备第二期，但是无疾而终，“半期而止”。多年以后我才读到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原来建功给当时的作协领导写过长长的信（张光年在日记里说是“为《这一代》鸣冤”，并赞成建功的意见，要求“复核”这一“事件”）。——这事儿连老家伙也没让掺和，建功一人只身担当了。

班上众多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的“老文青”们，很少有人像建功这样一再深刻反省自己的“少作”：

那时的我，是一个经受着时代的挤压，却要拿起笔，歌颂那个挤压我的时代的“我”；是一个对现存的一切抱有深深的怀疑，却又不断寻找着理论，论证存在的合理性的“我”；是一个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昏头转向，只能紧抓每一个救命稻草的“我”。

尼采说“要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可是，谈何容易？多年以后，建功对自己当年的反省进一步反省，说“旧我”和“新我”之间的纠缠撕掳，真能“摘”/“择”得那么干净？建功的“处女作”是一首诗歌（“煤矿工人这双手，可上九天摘星斗。煤矿工人这双手，可下煤海牵龙走。”），发表在1974年的《北京日报》，但署的不是他的名字，是采矿七段的全国劳模的名字。署了真名的“处女作”是一首叙事短诗《欢送》，发表在《北京文艺》1973年第2期。说是矿工小王被推荐第二天就要上大学了，还下井上好最后一班岗。这时正是建功本人没被推荐的倒霉时刻（被“白卷英雄”搅黄了），却说写完这首几十年后读来“何其矫情”的诗，颇有几分得意。建功说，这种“欢喜快乐的肤浅和汲汲以求的心态”，一直延续到接连发表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青山师傅》等应时得令的作品之时。要到十年之后，建功才在《找乐》的后记里切切写下：小说起码——别装孙子。

从“装孙子”到“说人话”，这转折不仅仅是关乎“写法”和“想法”，更关乎“活法”。那年（1984）我和建功都参加了“杭州会议”，据说跟后来的“寻根文学”的兴起有关。多年以后，仍然有人记得建功在那次会上说的“三换”箴言：“换一种写法，换一种想法，换一种活法。”（建功的中篇小说里，多次出现有人物喊出“您这活法没劲”“活得真没劲”“没劲透了”）——他把对文学创作的反思延伸到了生存的根本层面。

建功写矿工的中篇小说《盖棺》，虽然没拿过什么奖项，却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作品。“非虚构”中用了整整一章篇幅，写这部小说从素材到构思到发表到译成日文到中日读者的阅读反应的全过程，我认为是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姜力工伤致死后几天，建功到理发室去理发，听理发大嫂说军官模样的父母来了，给矿上提了三项要求：“第一，要追认姜力为‘革命烈士’；第二，要写他的先进事迹，登在《人民日报》上；第三，要在矿上办个展览，宣传他的事迹。……”建功说第三项不难，前两项不易。然而——

久久萦绕于我心中的，倒是那理发大嫂的感慨。“……瞧人家那爸妈，一开口就把咱比下去了。我老想着，要是我们家那笨蛋在井下给砸死了，我能给矿上提啥要求？……唉，咱能要求啥？也就是赔俩钱儿，给我‘农转非’呗，等儿子长大，到了能上班儿的岁数了，到矿上接班呗。”

这感慨可以概括为那句话：人和人怎么活得那么不一样啊。其实，死得也不一样。因为三项要求只满足了一项，姜力的骨灰盒存在矿上多年没有领走，是矿上的兄弟想办法让他入土为安。小说《盖棺》的结尾如此震撼人心：“当当当……当当当……”棺盖被重新钉上。忽然，魏石头的三个孩子几乎同时哇的一声哭起来了。他们都跑到棺材前面，用小手抹着眼泪。在他们呜呜失声的同时，还忘不了按照乡间的习俗喊着：“爸爸……躲钉！……爸爸……躲钉！……”

若是魏老头们活过了矿难，活到了京城市井胡同，会怎样呢？建功的“辘轳把胡同系列”（《找乐》《放生》《前科》），连缀起来可以视为一部松散的“长篇”，其中最成功的是栩栩如生的老爷子群像。他们身上的“轴”与“活”、“俗”与“真”，恰是市井文化生命力的最佳注脚：它不依赖宏大叙事，而扎根于日常生活的烟火气；不追求永恒不变，而在妥协与坚守中不断自我更新。种种的“贫”不是油滑，而是市井文化中“苦中作乐”的生存哲学 ——在物质匮乏或时代挤压下，用自嘲与豁达维持精神的丰盈。市井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对个体价值的包容与集体情感的凝聚。老爷子们既是独立的“老炮儿”（有自己的脾气与坚持），又是胡同社群的“精神地标”（年轻人遇到困惑会找他们支招）。这些老爷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市井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它像胡同里的老槐树——看似苍老，却总能在砖缝里冒出新芽，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活着”的本真意义。

这一代人回首往事，总要面对一个所谓“青春无悔”的虚假陈述。建功说，无悔也好，有悔也好，爱咋的就咋的，他只说自己活出了青春的“滋味”，那滋味甜酸苦辣咸，都必须“诚实”写出，并且要把“沉重”和“肮脏”都写得“有趣”。这正是一种“找乐”：于今可以说人话，可以不装孙子，把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转化为文学和小说，一大乐子呀。作为同窗和同龄人，我阅读建功这部“非虚构小说”的体验，其实相当五味杂陈。首先是高兴，老同学终于把酝酿多年的“十八岁遇见侏罗纪”写成了；其次呢，就是勾起了我自己“脏的时候”很多非常相似的记忆，并立马希望自己也能具备建功式的诚实反省的勇气。

2025.8.9于炮台山◆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